662 夜中梦渊歌月（中） (第1/2页)

詹妮娅在次日中午醒来时觉得自己是做了个梦。她不曾在大半夜跑出旅馆，和两个陌生人在寒冷的风雨里坐了好长时间，只为了聊些稀奇古怪的事。她丝毫不觉得那一切是真实的，直到她看见窗外仍旧下着灰蒙蒙的细雨，而她那件大口袋外套正挂在窗前的椅背上。
　　
　　昂蒂已经出门去吃饭了。詹妮娅在床上赖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没忍住跳下来，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翻了翻。她摸到了甩棍，还有一枚汽水的瓶盖，于是她知道昨夜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。
　　
　　詹妮娅又躺回了床上，开始回想昨晚上她究竟听见了什么。她越是仔细琢磨，就越是觉得诧异。她都听到了些什么呢？大家族、强盗和招引死亡的人，听起来像是发生在中世纪的恐怖故事似的。剧作家害怕一个幻想出来的观众，这也非常的荒唐。他们昨夜讲的尽是些荒唐事，可她当时竟然没有质疑。她是被带进氛围里了，那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暴雨之夜。
　　
　　想到赤拉滨也许是在耍她，这令詹妮娅感到有点懊恼。爱吹牛的成年男人会对年轻小姑娘说出任何东西，只要他能因此而得到崇拜。她母亲不止一次这样警告她了……但那还是有些东西不能解释的，她紧接着又对自己说。这两个看起来混不搭调的人确实在一起旅行，而周温行在雨夜独自去了海边。他究竟去那里干什么呢？以及，詹妮娅还想到，尽管在昨天夜里她两次问起周温行的年龄，赤拉滨都极有技巧性地把它转移成了专业和资历的问题。他可能是无意的，但詹妮娅还是怀疑他。她觉得这两个人很不寻常，而不寻常往往意味着危险。
　　
　　危险可以距离一个普通孩子的生活有多近？如果要詹妮娅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她会认为那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像她妈妈和老哥那样的成年人容易大惊小怪，觉得孩子接受不了那些涉及到本质问题的概念。死亡与暴力，生命的脆弱与虚幻性。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观点，而且也是健忘的。
　　
　　危险一直就在那儿，死亡也是一样。人们装模作样地相信危险可以和生活隔离，就像把荒野和人类生活区隔离，那是为了能像她妈妈那样睡个好觉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，或者像她老哥那样逃避焦虑与抑郁。可是，既然成年人都做过孩子，他们其实不应当忘记自己小时候都想过些什么。在拥有大把时间和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未来时，孩子是很容易思考关于“丧失”的问题的。我会死吗？死后是什么样子？我可以不死吗？如果你正第一次享受着最美好的生命时光，你怎么可能会不担心失去它？佯装自己不记得危险这回事，从来不去防范和准备，可是等真正发生的时候又大惊小怪，假装自己被这件事吓得眼泪汪汪，那实在非常好笑。
　　
　　詹妮娅叹了口气。她开始感到饥饿，终于决定下床去给自己找点吃的，也许在楼下还会碰见赤拉滨呢。她怀着这个希望走下楼梯，可惜餐厅里做的客人她一个也不认识。她问了柜台，知道昂蒂已经去海边了。她紧接着又向柜员打听赤拉滨和周温行，可对方说自己不太记得这两个客人。旅店的客人确实不少，可詹妮娅觉得那是托词，因为赤拉滨的长相是叫看过的人很难忘记的。
　　
　　外头的天气依旧阴沉沉的，像是积满了污水的盥洗池。詹妮娅不想在这个天出去，情愿留在餐厅里磨蹭，顺便用手机和朋友们聊聊天。她检查了自己社交账户上的所有留言，发现汉娜给自己发了张虚拟贺卡，问自己假期过得怎么样；蕾丝莉发现她的新男朋友在是否单身上撒了个大谎，于是分手了，这一点也不新鲜；艾玛家新养了一只拟鳄龟。这是个有点意思的事，詹妮娅对着那几条动态视频看了好半天。拟鳄龟倒是挺有派头，但她没有那么喜欢爬行类，她更喜欢能在树林与草原上奔跑的动物。在秋天的树林里奔跑，落叶是五颜六色的，好像一大群蝴蝶的翅膀。她隔三岔五就做这样的梦，但是已经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。
　　
　　詹妮娅的手指划过自己的主页。她想要找找关于非洲传染病情况的最新报道，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。大部分新闻报道都讲得那么笼统，即便她老哥已经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，在满是虫豸与野兽的雨林里发热、头晕、器官衰竭，最后一命呜呼，她可能也永远不会在新闻上看到。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可真叫人捉摸不透。
　　
　　她皱着眉滑动那些新闻页面上的照片。大部分都是些充满痛苦的垂死面孔，或是病人们畸形扭曲的身躯特写。基本上都是当地人的……那并不是说游客就一定会安然无恙。她并不真的觉得她老哥是个照顾不了自个儿的白痴，但整整两年多的“追寻自我之旅”有点太久了。那些寄来的明信片又显得那么正式和刻板，一点都不像她老哥说话的习惯。或许是她老哥的书面习惯与口语相差很大？不无可能。她并不知道他是否写日记。
　　
　　别装模做样了吧，她对自己说，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。
　　
　　一个基本事实从很早以前就完全地为詹妮娅所接受了。在她尚且年幼的时候，她以孩童的视角观察周围所有人，同时也能聆听所有人对彼此的评价。如果她在这种观察中学到了什么刻骨难忘的知识，那就是所有人都在掩饰和撒谎。所有的人，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，都有着不止一张面孔。那不是出于某种刻意的酝酿，只是一种角色扮演的社会需求。她曾吃惊于母亲在谈判中的声音时何等冷静而紧绷，而如果在另一个马尔科姆精心设计的场合里，俞庆殊也能像个小姑娘那样咯咯地发笑。当她面对詹妮娅时又成了第三个人。这三种声音听起来简直不像是从同一张嘴里发出来的。当然，不只是她的母亲，她所能观察到的每个人都差不多。
　　
　　而她那有着庞大家产的异国老哥，是她所知道的最严重的撒谎者。
　　
　　成年人在社交往来中做出的判断有时会错谬至不可思议的程度。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固定的观察和解释模式，因此很难再去模拟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。很早以前，詹妮娅知道她的老哥正站在悬崖边缘。一种危险的、具有毁灭性的沉重情绪在折磨着他，促使他在午夜时分独自徘徊于客厅和前院。有许多晚上她从梦里惊醒，察觉了自己房门外正发生的事。但是那时她已然明白自己是无能为力的，于是她便静静地躺在被窝里屏息等待。
　　
　　她到底在等什么呢？或许当时她还不清楚，但十六岁的詹妮娅已经完全洞悉了那个答案：她是在等信号。最终时刻到来的信号。或许那是把手枪保险拉开的声音。或许是椅子被踢倒的声音。还有一种可能性最叫她担心：药瓶盖打开的声音太轻了，她可能会错过去。
　　
　　当那个时刻到来时，当然她会冲出去。她会像猎豹那样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直奔客厅和后院。她会把他抓个现形，让他无可否认。然后她会让俞庆殊去给他找个心理医生看病，而不是让这对母子年复一年地兜圈子。那整个就是活见鬼。她妈妈总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，不，那是完全说不通的，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。作为一个律师，或许俞庆殊对证据的看重远远超过直觉，多年来她以职业性的耐心试探着自己的儿子，像在试探自己的委托人是否向她隐瞒了重大事实。可是她老哥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。他几乎掩饰得天衣无缝。俞庆殊没有把握，至于另外一边嘛——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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